1999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大争论，这场争论发轫于专业人员的学术观点冲突，继而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及各个阶层,直到今日，这场大争论的影响仍然余波未平。那么，转基因究竟是什么？转基因安全争论的实质何在？如何正确认识转基因及其安全性？

转基因技术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转基因作为一个词汇走进人类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客观实际中，自然状态下的转基因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例如最常见的植物花粉借助昆虫、自然风等不同的媒介传播而进行的杂交现象；另外，人们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方法改良作物的遗传特性，藉此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性。这些过程实质上是基因在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间的一种转移方式。自然界的基因转移是被动的、无序的、没有目标性，但这种基因转移模式也构成了生命进化的动因之一，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世界。传统的杂交育种实践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基因转移通常只能在近缘物种之间进行，基因转移的精确性和效率较低，转移的基因中还可能包括不良基因。传统的转基因技术的诸多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传统育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和高新技术，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命科学世纪的重要代表和具体体现。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转基因生物，是采用重组DNA技术，从生物体中鉴定和分离特定的基因，经精心构建后植入受体生物染色体基因组内，使之稳定整合、正确发挥功能并遗传给后代，这种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的遗传改良的基因设计和基因操作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转基因。现代转基因技术不仅克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种种局限性，大大提高了转基因的效率，加快了种质改良进程，而且打破了物种间的遗传壁垒，拓展了新品种研发可选择的特征范围，同时人工设计加工基因的应用则更进一步扩大了可利用的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是人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目的、有计划、有根据、有预见地进行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晶，是人类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跃迁，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定向驾驭生物遗传改良的新时代。

生物技术将在彻底解决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顽症肆虐、粮食短缺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上成为关键技术和支柱产业。生物技术被许多国家视为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中的关键，大力发展生物技术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市场经济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企业界、金融界竞相投资和争夺的热点。基因经济是从各种转基因产品的商品化开始崭露头角的，仅以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为例，自1993年世界上首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的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批准上市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应用发展迅速，国际农业生物技术获取与应用协会(1SAAA)200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有1/4的耕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66％，其中，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占美国大豆总面积的74％，抗虫棉约占棉田总面积的71％，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面积的32％。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发展中国家和12个工业化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2年的5867万公顷，6年间增长了约35倍。转基因作物的销售额，从1995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3亿美元，即5年间增加约30倍；进入新世纪后的前3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市场价值每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2年高达42.5亿美元，世界市场预测2010年将达250亿美元！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及转基因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应用

1998年秋，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Pusztai在电视上宣称用转雪花莲凝集素（GNA）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110天，大鼠食用转基因马铃薯后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且免疫系统遭受破坏。后经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专家评审，认为该研究从实验设计、执行到分析等多方面都“充满漏洞”，其报告是“无可救药地混乱”，结论缺乏科学性，Pusztai随即被劝提前退休。但有关转基因产品的食品安全性疑虑立显。1999年，美国康耐尔大学研究者报道，用涂有转Bt基因玉米花粉的叶片喂养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从而引发了转基因玉米对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尽管有人指出，这项实验是有意不模拟自然环境所进行的非选择性实验，同时，转基因玉米中的杀虫晶体蛋白Cry IA的特异毒杀对象是鳞翅目害虫，因此，属鳞翅目昆虫的斑蝶受到Bt蛋白的影响也不难理解。这两件事情引发了关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争论。

作为新世纪的前沿学科和技术，人类并没有完全掌握转基因的精髓，转基因产品的确存在着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不确定因素、非预期效果和未知的长期效应，由此导致人们对转基因产品释放后的生态安全，物种的遗传安全和作为食物的消费安全产生疑虑、争论并不奇怪，但从本质上讲，目前关于转基因的安全性争论已经超越科学的范畴，更多的已发展演变为包括科技在内的社会认识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甚至宗教和政治问题，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尤为复杂。

自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新物种产生和旧物种消亡的自然演替过程从未间断，然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到这种自然演替过程，加速了某些物种的消亡。在面临生态危机威胁日益严重的今天，人们自然而然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持有疑虑，但这种担心主要源于对转基因产品的不了解，对于它的各种功能带有偏见，甚至恐惧。在欧洲，疯牛病，疯羊病，二恶英等早已令欧洲人对食品安全风声鹤唳，任何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论都可能如条件反射般让他们望而生畏，并左右其对转基因的态度。而对于有神论者来说，当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成功培植后，就有人惊叹：“人类开始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对生物的改造，无疑触犯了有神论者的信仰，转基因产品不啻是一种“恶魔食品（frankenstein food）”，反对转基因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对“超经济利益”的追求；极端的“环保主义势力”在欧洲政坛崛起，对国家的决策过程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政府在对待本来就毁誉参半的转基因产品问题上更加谨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欧美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爆发的贸易冲突日益频繁。美国是基因工程研究的最大投资者，从事转基因技术开发的美国公司都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法寻求巨额回报，美国已控制了世界范围内相当份额的转基因产品市场，可以操纵市场价格。由于WTO规则允许各国以技术为依据，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即技术壁垒或技术性贸易措施。因此，欧盟市场举起安全性的大旗排斥转基因，是以国家策略阻止美国农产品的大举进攻，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欧盟市场抵制转基因产品也就是抵制美国在此领域的垄断。同时也应看到，虽然近年来欧盟通过制定《新食品法》，对转基因标签做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大大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降低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事实上欧盟迄今已批准18种转基因产品上市销售，并且，欧洲委员会于2003年7月22日在布鲁塞尔宣布，公共机构不能禁止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清楚地表明欧盟将支持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

对我国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几点建议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中国必须靠只占世界7%的可耕地来养活世界上1/5的人口。而且，水资源越来越短缺，城市的发展和荒漠化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经济加速发展和人口继续增加，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各种疑难疾病和传入的“现代顽症”的严重威胁，使中国比别国更加需要发展转基因技术和其他生物技术，实现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对待转基因及其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认识。

首先，尽快制定和完善国家生物技术研究及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的转基因生物产业发展和生物安全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近年来，转基因产品贸易不断增加，我国应合理地利用WTO规则，发展我国转基因产业，增强我国的转基因产品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我国政府已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为保证我国社会经济顺利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仍然缺乏国家级的综合性生物技术及生物安全法律，现有的管理条例和规章存在诸如没有界定适用范围、科学的预见性不够等缺憾。根据我国国情，高屋建瓴地制订和规范生物技术研究及转基因生物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已刻不容缓。

其次，必须确立科学客观的转基因安全评价技术体系、评价指标与标准、评价规程原则，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之有效的转基因生物跟踪监测和监督报告制度。大力发展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建立超前的技术贮备，保证我国的转基因事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此外，进一步完善和协调转基因生物安全监控体系，保证我国转基因研究及其应用在科学规范的轨道上得到有效控制和有序发展的同时，避免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

最后，需要大力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宣传，加强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认识。某些消费者之所以暂时对转基因产品持某种怀疑态度，主要原因则是对这一高科技缺乏基本了解，加上少数新闻媒体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不加分析炒作误导所至。从事转基因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和公司有责任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和媒体要客观、科学宣传转基因产品，以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