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足以惊讶每一个人，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重组技术、克隆、转基因等新名词不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它们的争论也变得史无前例地激烈起来。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几乎成为全世界最热烈最集中的话题之一，政府组织与非政府团体，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政治团体、经贸团体与民间组织纷纷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去。也许多年之后， “ 转基因食品 ” 会演化成针锋相对而又旷日持久争论的代名词，从而丰富我们的词汇。面对这样的喧嚣，我们禁不住要问：转基因食品何以 “ 一石激起千层浪 ” ？争论的各方真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作出各自的论断的吗？

1 、转基因食品的技术实质

用基因工程方法将有利于人类的外源基因转入受体生物体内，改变其遗传组成，使其获得原先不具备的品质与特性，以这些生物为来源的食品即转基因食品。这项技术可增加食品原料产量，改良食品营养价值和风味，去除食品的不良特性，减少农药使用。因而，它具有无法估量的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

　　转基因食品在商品化之前，往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例如，美国涉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就有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农业部和环境保护署，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形成了一个十分高效而严密的安全保证体系。全世界的大多数科学家均对转基因技术持支持态度，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予以了肯定。自从 1996 年美国允许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出售以来， 2 亿多美国人已吃了约 6 年，几千万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也在吃，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证明它是有问题的案例。

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但相对于传统的自然食品而言，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的确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与未知的长期效应，其安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践的检验。转基因食品的这一属性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它是新一轮农业革命的曙光，是第二次绿色革命；反对者却认为它是危险的和有污染的，会给消费者安全和环境安全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争论的各方却往往并非简单地出于对食品安全性的考虑，也不完全是以科学为其出发点。

2 、并非简单的科学技术之争

20 世纪初期，在生物统计学家与孟德尔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人类遗传与进化问题的争论。这对我们分析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是有很大启示意义的。人们在找不到争论双方在科学背景和技术理由上的任何分歧后，只能转向更宽广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关系方面来考虑。人们发现，生物统计学家之所以坚持遗传和进化是可以预知的和可以控制的连续差异，是出于他们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一阶级主张通过有计划地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而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进化的不连续性与不可预知，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和职业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土地、圣经、农村的权威，而不是工业制造、城市和科学的权威。这启示了我们，科学技术不是中性的，它从来就是一种社会产品，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伦理、道德等等因素的影响，转基因食品也不例外。尽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讲，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确存在着不确定因素、非预期效果和未知的长期效应，但在这场涉及方方面面的争执中，科学技术常常只是一个堂皇的借口。

转基因食品是传统食品在经济学意义上的 “ 替代产品 ” ，它们之间存在着对有限市场份额的竞争。不难发现，许多既得利益的传统农业从事者积极地走在了抵制转基因食品队伍的前列。全食市场（ whole Foods Markets ）是全球最大的天然食品公司之一，在其不遗余力地攻击转基因食品、号召消费者进行一场食品斗争的同时，纯收入得到了大幅增长，仅 1998 年一年就上升了 70 ％。而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销售者为确保其市场占有率，维持消费者信心，当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大张旗鼓地宣传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欧盟是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这与其政治、经济也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二恶英、疯牛病等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于欧盟政府的信心。一项针对欧洲及美国民众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人对于管理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政府职能机构的信任度比美国人低得多。可想而知，政府在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法规时，自然也就面临着更大的来自民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这种恐慌下，政府就势顺水推舟，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以安全性为由，限制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这样就极大地保护了本国农产品市场与本国农民的利益。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出口欧盟的玉米在 1997 ～ 1998 年间下降了 96 ％，损失达 2 亿美元。到 2000 年，又从 200 万吨减少到 13.9 万吨。美国出口到欧盟的大豆从 1998 年的 1100 万吨下跌至 2000 年的 600 万吨。估计美国农产品出口损失已达 10 亿美元。到 2000 年，欧洲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传统农业的复兴。而已大面积推广转基因农作物的美国为保护其农产品出口，当然要针锋相对地大力宣传其安全性。

直接的禁止进口与 WTO 原则是相背的，还易引发贸易争端，为扶持本国产业，缓解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压力，许多国家借助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出台了转基因限量标准与标签制度。这就大大增加了转基因食品在检测、隔离和标识方面的成本，抬高了其市场价格，从而间接限制了其进口能力，通过加大法律约束，从而延缓了其流通速度。数据显示，我国于 2001 年 6 月 6 日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当月即出现了进口转基因大豆报价上扬， 6 月末就已升至 2300-2400 元 / 吨。我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也于 2002 年 3 月开始实施。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又是怎样呢？统计表明，基因工程研究约 8 个月就会翻一番，美国财政部部长拉里萨莫斯形象地将此比喻成人类还戴着尿布就已迈入了青年时期。这种迅猛的发展速度的确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理解能力，加上各有所图的利益集团有目的的宣传，同时，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科学的分辨能力、对新知识的认知程度和理解方式又是千差万别，都会使他们对转基因食品产生不同态度，从而引发争论。再者，目前转基因产品多为一些 “ 输入 ” 特性，如抗虫、抗除草剂等，这给生产者带来了便利，同时转基因种子的销售者、除草剂生产厂家等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但其价格并未下降，消费者感受不到它的益处，却还要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自然要对它投反对票。因此，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组织，以反对一切改变地球环境和生物物种的行为为其哲学，不关心任何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新知识，总是过分强调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而这种明显偏颇的观点却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这不是没有社会和经济上的原因的。

还有一些人反对转基因食品是因为他们敏感地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目前全世界 80 ％的转基因农作物出自孟山都、杜邦等 5 家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相关基因、作物和种子的专利权，对转基因产品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例如，为实现在产品上的独占，他们将雄性不育基因或需要特定诱导剂激活的基因转入作物中，使农民不能留种，或不得不购买他们的诱导剂。为了避免这种技术和产品垄断带来的利益损失和进口依赖性的产生，许多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各抒己见、夸夸其谈时，当一些农产品富余国意欲阻止或延缓这项技术前进的脚步时，世界上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在营养不良中受煎熬的人却对这项极具潜力的新技术寄托着希望。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有更多风险，饥饿与贫穷才是最大的敌人，生存才是首要问题。据 FAO 第 6 次世界粮食调查显示，近 10 年来，世界储粮已下降到 FAO 的安全界限之下（ 60 天），穷国人口是地球上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不应被忽视。

当我们仔细分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中此起彼伏声音的各自出处时，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感慨科学技术究竟是什么。科学技术决不是在世外桃源中进行的。除去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不说，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实质上是一场不同国家、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的表现。人们所争论的决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概念上的 “ 风险 ” ，而是对其既得利益、预期利益和预期风险所作的全面分析与综合衡量。当既得利益将受损时或预期利益很小时，风险就大；当预期利益很大时，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同样，人们所争论的安全也并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概念上的 “ 安全 ” ，而是蕴含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伦理道德安全的内容。

3 、转基因食品发展前景

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前景在这场争论中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其实这也并不是转基因食品才独有的现象。回顾历史上技术产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任何技术产品的形成与发展方向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需求引导了它的出现，它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推动了它的发展，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争论与 “ 磋商 ” 的结果决定了它的演变方向，这一过程并不是事先可以预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与相互作用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于转基因食品，我们应看到，对其社会需求是存在的。它承负着人们渴望缓解饥饿与贫穷的沉重期待，也凝聚着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的喜悦憧憬。这就是它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所在。虽然目前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执一时难以调和，但我们可以相信：最终的结果是，或是找到一个令全球不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平衡点；或是像医学之发展一样 —— 在中国成中医，在西方成西医。转基因食品也会在不同社会环境下适应性地成长。 无论如何，零风险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绝对安全。但是，因噎废食，无所作为才是最大的风险。